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 The new normal post COVID-19

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 The new normal post COVID-19

COMMENTARY economy of tomorrow Good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MAY 14, 2020 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文/官世峰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後來完全解除,國人已回不去3月18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趁放寬限令時期,政府應與企業加強溝通,了解復工期間面對的問題,才能及時補救。政府必須幫助企業度過難關,同時應對抗疫新常態的挑戰。經濟要搞好,防疫也不能鬆懈,否則復工復產的決定將得不償失,但願5月18日以後,這一批5月4日復工者不會淪為新的感染簇群。   ———————   從「行動限制令」到「有條件行動限制令」,大部分經濟活動在47天的停頓後,終於可以重新營運。政府必須帶領所有企業的雇主與員工,讓他們適應和面對眼前的「新常態」,把抗疫措施常態化,在上班期間或放工後的生活都保持高度的防疫意識。放寬不意味著放鬆,現階段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配合尤為重要,否則一切抗疫努力將會白費。 3月18日開始實施的行限令,是旨在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的壓制策略,確保國內的新冠疫情不超出醫療體系可負荷的極限。然而,國家與人民為此付上了慘痛的經濟代價,每天的損失高達24億令吉,許多企業被迫裁員甚至不支倒閉。 隨著首相慕尤丁在五一勞動節宣布以有條件行限令重啟經濟,大部分獲准營業的經濟領域自5月4日起已陸續復工復產,前提在於遵守指南做好防疫措施。這個放寬版的行限令,也延長4週至6月9日,以期經濟與抗疫盡可能兼顧。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我們在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在之後完全解除,人們也已經回不去3月18日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 軍政、訓政及憲政,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從封建帝國走向民主憲政所經歷的三個階段,逐步讓國家和人民適應巨大的政治變遷,接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軍政時期,武裝力量扮演平息動盪的角色,在帝國瓦解後促成國家穩定;訓政時期,國家交由相對集權的政府治理,為行憲做出籌備和訓育工作;憲政時期,國家正式按照憲法運作,人民可透過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的權力參與國家事務,民主憲政得以實現。雖然政治現實與想象有差距,實際的情況不盡人意,但軍政、訓政及憲政三個階段的民主轉型框架依然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抗疫新常態三時期 為了說明應對新常態與民主建設一樣,都沒有辦法一步到位,本文以「軍政」、「訓政」和「憲政」來比喻馬來西亞邁入抗疫新常態的三個時期: 第一,行限令期間(3月18日至5月3日),可說是抗疫新常態的「軍政」時期,乃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政府透過軍警執法,對違令者處以罰款和監禁,確保人們大部分時間乖乖留守在家裡,減少人群聚集。有趣的是,身邊老一輩的人都以「戒嚴」來稱行限令,儘管兩者有異。 須知,馬來西亞的監獄人滿為患,已很難進行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把違令者判入獄並不符行限令的初衷,因此監禁主要用於嚇阻,而非真正的懲罰。警方起初的過度執法,以及法庭的過度判刑,確實引起不少爭議。本文語境中的「軍政」,其用意是要教育和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識,以進入新常態為終極目標,而非主張疫情成為威權管制的藉口,警察、軍隊和監獄等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終須適時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