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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 The new normal post COVID-19

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 The new normal post COVID-19

COMMENTARY economy of tomorrow Good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MAY 14, 2020 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文／官世峰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後來完全解除，國人已回不去3月18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趁放寬限令時期，政府應與企業加強溝通，了解復工期間面對的問題，才能及時補救。政府必須幫助企業度過難關，同時應對抗疫新常態的挑戰。經濟要搞好，防疫也不能鬆懈，否則復工復產的決定將得不償失，但願5月18日以後，這一批5月4日復工者不會淪為新的感染簇群。   ———————   從「行動限制令」到「有條件行動限制令」，大部分經濟活動在47天的停頓後，終於可以重新營運。政府必須帶領所有企業的雇主與員工，讓他們適應和面對眼前的「新常態」，把抗疫措施常態化，在上班期間或放工後的生活都保持高度的防疫意識。放寬不意味著放鬆，現階段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配合尤為重要，否則一切抗疫努力將會白費。 3月18日開始實施的行限令，是旨在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的壓制策略，確保國內的新冠疫情不超出醫療體系可負荷的極限。然而，國家與人民為此付上了慘痛的經濟代價，每天的損失高達24億令吉，許多企業被迫裁員甚至不支倒閉。 隨著首相慕尤丁在五一勞動節宣布以有條件行限令重啟經濟，大部分獲准營業的經濟領域自5月4日起已陸續復工復產，前提在於遵守指南做好防疫措施。這個放寬版的行限令，也延長4週至6月9日，以期經濟與抗疫盡可能兼顧。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我們在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在之後完全解除，人們也已經回不去3月18日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 軍政、訓政及憲政，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從封建帝國走向民主憲政所經歷的三個階段，逐步讓國家和人民適應巨大的政治變遷，接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軍政時期，武裝力量扮演平息動盪的角色，在帝國瓦解後促成國家穩定；訓政時期，國家交由相對集權的政府治理，為行憲做出籌備和訓育工作；憲政時期，國家正式按照憲法運作，人民可透過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的權力參與國家事務，民主憲政得以實現。雖然政治現實與想象有差距，實際的情況不盡人意，但軍政、訓政及憲政三個階段的民主轉型框架依然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抗疫新常態三時期 為了說明應對新常態與民主建設一樣，都沒有辦法一步到位，本文以「軍政」、「訓政」和「憲政」來比喻馬來西亞邁入抗疫新常態的三個時期： 第一，行限令期間（3月18日至5月3日），可說是抗疫新常態的「軍政」時期，乃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政府透過軍警執法，對違令者處以罰款和監禁，確保人們大部分時間乖乖留守在家裡，減少人群聚集。有趣的是，身邊老一輩的人都以「戒嚴」來稱行限令，儘管兩者有異。 須知，馬來西亞的監獄人滿為患，已很難進行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把違令者判入獄並不符行限令的初衷，因此監禁主要用於嚇阻，而非真正的懲罰。警方起初的過度執法，以及法庭的過度判刑，確實引起不少爭議。本文語境中的「軍政」，其用意是要教育和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識，以進入新常態為終極目標，而非主張疫情成為威權管制的藉口，警察、軍隊和監獄等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終須適時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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