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的价格控管,和走不完的那一步

By Morgan Loh

 

去年年末,我国卫生部公布了一项由第三方“独立”研究团队针对我国药品价格控管政策所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所提出的结果,引起了学界的讨论。随着通货膨胀让民众载声怨道,目前民众所关心的课题包括汽油到底涨价了多少,或者自己的薪资在通膨的压力底下到底会不会增长。

 

由于母亲在去年被诊断出心血管阻塞,因此不得不长期服用降血脂药物。当我手里握着药物单步入药剂行,同一款药物的价格差异不得不让我重新思索政府介入控管的必要性——原厂降血脂药售价大约RM120一盒,而本地生产的学名药则只售RM20。当时的我看着手中的原厂药,犹豫片刻,最终选择帮母亲买了学名药。从这一次的个人经验中也不难看出,我国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药物控管体系;第二,由于盈利使然,医生或者药剂师会更倾向优先推荐原厂药给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药物并非能够货比三家的商品,消费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与医生在认知上的落差,导致消费者在选购医疗产品上处于更被动的一方。

 

有病没药医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

 

“我病了三年,4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

 

“我想活着,我不想死。”

 

於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凸显了白血病病患因治疗药物过于昂贵,生活陷入困境的悲歌。瑞士诺华制药集团(Novartis)白血病治疗药物格列卫(Gleevec)於专利有效期内以天价出售,导致需要长期用药的白血病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得以续命。以我国白血病患许君相为例,光是花在药物上的开销就高达2,820令吉, 而此等价位并非B40群体所能长期负担的。若详细阅读政府公共咨询网站 针对药物价格控管政策的留言,不难发现许多争议都在说药物占总医药费的开销并不大,因为政策并不能解决病人的财务困境。只有将价格交由市场定价,才能使得市场效率最大化。

 

然而,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往往都是由许多看得见的手所组成的,而政府在此的角色就是提出适当的政策进行调解。由于许多私营企业(包括了制药业)都希望在投入更多的研究资金后获得应有的回酬,因此政府就有义务监管药厂定价,以避免定价过高(WHO曾对各国的药物价格政策进行剖析),且确保需要长期用药的病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治疗。

 

不幸的是,有些国家(包括我国)因缺乏药物的参考价,药物价格过高很有可能会让消费者打退堂鼓,尤其癌症病患,宁可退而求其次选择不这么有效的治疗方案。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显示,以美国为例,约8%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药物的开销而选择放弃治疗。一项来自本地的研究期刊也显示,由于缺乏控管,私营医疗体系对于药品的价格调整幅度非常大,学名药的抬价甚至可达166.9%。种种迹象也直接透露了交由自由市场掌控药物价格的隐忧。

 

永远走不完的那一步

 

2019年四月,我国内阁通过了卫生部所提呈的药物价格控管的提案,欲对600种药物实施价格天花板 (Price Ceiling)。看似惠民的良政,在政治变迁,疫情等种种因素之下迟迟未落实,我国人民仍旧需要付昂贵的价格来购买所需药物。有幸在去年11月看见卫生部再次提出此提案,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随着卫生部研究报告的出炉,该分析说明了价格控管政策会给我国带来长期的经济损失,其中的重点摘要

 

  1. 药物价格控管只会让高收入群(T20)受惠;
  2. 15年之内估计造成高达2060亿马币的经济损失;约33%(2,600家)私人诊所将面临倒闭,私人医院收入减少将近35-40%,进而导致私人医院被迫关闭门诊服务;
  3. 约91-136千 (30-40%)名医疗雇员将面临减薪,薪金涨幅停滞和被遣散的可能;
  4. 延缓10-35%的新药发明,进而影响我国的医疗旅游发展,同时也让国人无法享有高品质药物。
  5. 最后,也是该报告中列出唯一的好处,便是国人可省下在采购药品上的开销。但该政策的主要对象并非B40的低收入群体,而是中产阶级以及高收入人群(M40和T20)。

 

大马医药协会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PhAMA) 随后也发文告指出,表示对药物价格控管持反对态度,认为对药物实施价格管制并不会有效地为我国医疗体系带来发展。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看似此项政策似乎在重重障碍下永远无法走完它该走的最后一步。

 

卫生部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旨在说明采取外部参考价格 (External Reference Pricing) 对利益相关者的间接和直接影响,以及对我国整体经济生产力的影响。值得赞许的是,这将会是我国第一次对药物价格管理进行一项全面的检测,然而遗憾的是,该研究报告尚欠缺透明度。民众虽然可以在政府的官方网站下载该分析简报,然而简报里并未列明分析使用哪些数据作为基准。除了说明研究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之外,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研究记录也未上载至官方网页,疑点重重。

 

另一方面,该报告也提出了该政策只会惠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因为低收入人士主要仰赖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因此不存在负担不起医药费的问题。然而所有的公共资源都是有限的,随着使用公共医疗的人数的增加,我国早在许多年前便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导致许多病人都必须等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治疗,而私人医院的价格高昂也迫使低收入群体只能选择苦苦等待。若给药物定制一个价格天花板,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负担得起在私人医院拿药的费用,便会为我国的医疗体系减轻一部分的负担。 而这些隐性的好处并不会那么显而易见。

 

该研究报告中也提到,以药物价格控管作为新药发明延缓的罪魁祸首,可谓过于片面。新药的开发和发明远远离不开研究人员是否有足够的研究资金。而事实上,自2016年起,我国国内的科研发展开销便开始呈下滑的趋势。由于政府能提供的资金有限,许多学府的研究都只能仰赖私人企业的赞助才能得以维持研究开销,这也将导致业界对开发新药的兴致不高,进而造就科研发展进度缓慢 (同时间也解释了上述所列出的第三项分析结果), 然而这一点仍旧未引起政府的重视。

 

此外,把药物控管列为我国医疗旅游发展的绊脚石也过于武断,毕竟各个因素都是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的,也因此某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不存在绝对性。随着我国逐渐发现发展医疗旅游的潜能,执政者更应该着重于探讨本地医疗体系是否足以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并非着重于探讨是否该为药品设立价格天花板。由于我国药物市场的供给大部分仰赖海外输入(截至2016年为止,我国学名药和原厂药的进口便占了75%) , 因此价格控管对本地制药业的实质影响仍有待详细检测。

 

政策应以民为本

 

实施药物价格控管的初衷,便是让更多无法负担医疗保险以及需要长期用药的民众一个更好的保障。然而分析成果却显得与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许多学者纷纷抨击卫生部对外界做调查的时间过短,以至于民众的心声无法完全传达於执政者。若政策要达到惠民惠国的效果,执政者不仅需要采纳业界(制药业)的意见,更应该走访民间,勘察民情,以了解民众对此项政策的落实的想法和观点。即便是高收入群体,也不应被遗落在惠民政策之外。对于该政策的分析,若要获得更全面的结论,就不应只凭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作为政策的首要考量,而是应该考虑更广泛更长远的利益和经济发展。

 

随着国人开始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强大的医疗体系将会作为我国国民强大的后盾。除了新冠肺炎,其他慢性疾病也应该纳入政府制定政策的考量分为之内。提升医疗服务和商品的可负担程度将有效提升我国国民整体健康状况,从而达到经济产能的提升。若政府无法保证我国国民的健康和福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继续在这场疫情中越战越勇呢?

 

– Published in Oriental Daily (Part 1 & Part 2) on 12 May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