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ARY

MAY 14, 2020

復工新常態下的軍政、訓政及憲政

 
文/官世峰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後來完全解除,國人已回不去3月18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趁放寬限令時期,政府應與企業加強溝通,了解復工期間面對的問題,才能及時補救。政府必須幫助企業度過難關,同時應對抗疫新常態的挑戰。經濟要搞好,防疫也不能鬆懈,否則復工復產的決定將得不償失,但願5月18日以後,這一批5月4日復工者不會淪為新的感染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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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動限制令」到「有條件行動限制令」,大部分經濟活動在47天的停頓後,終於可以重新營運。政府必須帶領所有企業的雇主與員工,讓他們適應和面對眼前的「新常態」,把抗疫措施常態化,在上班期間或放工後的生活都保持高度的防疫意識。放寬不意味著放鬆,現階段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配合尤為重要,否則一切抗疫努力將會白費。

3月18日開始實施的行限令,是旨在拉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的壓制策略,確保國內的新冠疫情不超出醫療體系可負荷的極限。然而,國家與人民為此付上了慘痛的經濟代價,每天的損失高達24億令吉,許多企業被迫裁員甚至不支倒閉。

隨著首相慕尤丁在五一勞動節宣布以有條件行限令重啟經濟,大部分獲准營業的經濟領域自5月4日起已陸續復工復產,前提在於遵守指南做好防疫措施。這個放寬版的行限令,也延長4週至6月9日,以期經濟與抗疫盡可能兼顧。

行限令絕非長遠之計,如何讓非常態措施成為我們在非常時期的常態,是社會要接受的考驗。即便行限令在之後完全解除,人們也已經回不去3月18日以前的常態,而是要全面適應常態化防疫的新常態,在疫苗面世前遏止疫情再度爆發。

軍政、訓政及憲政,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從封建帝國走向民主憲政所經歷的三個階段,逐步讓國家和人民適應巨大的政治變遷,接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軍政時期,武裝力量扮演平息動盪的角色,在帝國瓦解後促成國家穩定;訓政時期,國家交由相對集權的政府治理,為行憲做出籌備和訓育工作;憲政時期,國家正式按照憲法運作,人民可透過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的權力參與國家事務,民主憲政得以實現。雖然政治現實與想象有差距,實際的情況不盡人意,但軍政、訓政及憲政三個階段的民主轉型框架依然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抗疫新常態三時期

為了說明應對新常態與民主建設一樣,都沒有辦法一步到位,本文以「軍政」、「訓政」和「憲政」來比喻馬來西亞邁入抗疫新常態的三個時期:

第一,行限令期間(3月18日至5月3日),可說是抗疫新常態的「軍政」時期,乃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政府透過軍警執法,對違令者處以罰款和監禁,確保人們大部分時間乖乖留守在家裡,減少人群聚集。有趣的是,身邊老一輩的人都以「戒嚴」來稱行限令,儘管兩者有異。

須知,馬來西亞的監獄人滿為患,已很難進行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把違令者判入獄並不符行限令的初衷,因此監禁主要用於嚇阻,而非真正的懲罰。警方起初的過度執法,以及法庭的過度判刑,確實引起不少爭議。本文語境中的「軍政」,其用意是要教育和提高大家的防疫意識,以進入新常態為終極目標,而非主張疫情成為威權管制的藉口,警察、軍隊和監獄等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終須適時退場。

第二,重啟經濟的有條件行限令期間(5月4日至解除為止),是政府協助人們適應新常態的「訓政」時期,也是我國目前所處的關鍵時期。除了一些病毒擴散風險較高的經濟活動,大部分經濟領域都獲准復工,政府制定標準作業程序(SOP)並監督企業履行防疫措施,確保員工及消費者的安全。譬如在辦公樓、工廠和店面門口為進入的人們測量體溫、登記姓名與聯絡以利追踪工作,還有鼓勵顧客使用電子錢包減少碰觸等。

企業得要應對營運模式、消費模式、生活模式的改變,做出妥善的調整,以順利過渡到新常態。政府透過之前公佈的經濟振興配套,幫助企業生存與保住員工的就業機會, 現在也應該繼續加碼,以便進一步刺激經濟市場。

第三,行限令全面解除後,社會將會進入新常態的「憲政」時期,自動自發在工作與生活中做好防疫。屆時,戴口罩、隨身攜帶洗手液,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等,理應是社會最基本的日常習慣,照顧衛生安全是每個人的生活常態。「憲政」時期有賴「整體社會」(whole-of-society)方針,讓全民共同參與抗疫的鬥爭。

防疫整體社會方針

Medium作者普埃約(Tomas Pueyo)在《新冠病毒:鐵鎚與舞之期》(Coronavirus: The Hammer and the Dance)一文指出,在使用強硬的「鐵鎚」(如行限令等措施)壓制疫情後,社會在疫苗出現前將進入「舞之期」,利用爭取到的寶貴時間來找出長期的防疫策略,如加強病毒檢測和追踪工作,還有提高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PPE)的生產能力等,讓人們可以安心重返社會並重啟經濟。本文的「憲政」時期就是普埃約所指的「舞之期」。

「軍政」和「訓政」最後都是為了過渡到「憲政」,而「憲政」的精神乃「主權在民」,「由上而下」的模式必須改為「由下而上」。我們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至今並沒有與人民達致良好的溝通,「整體社會」方針也在過程中缺席。民眾遲至3月16日晚上10點才透過電視知道行限令,只有26小時的時間做出安排,受到最大困擾的包括了每日往返新加坡工作的馬勞。復工事宜也一樣,政府突然宣布,企業就只剩很短的時間準備重新營業,可能根本來不及做足防疫措施。

4月10日,政府宣布允許理髮店(另有8個經濟領域)率先復工,不過基於當時的疫情考量,遭到了衛生總監諾希山、社會大眾乃至業者的強烈反對,最終只好收回成命。5月1日宣布的有條件行限令,讓大部分經濟領域得以重新營業,但理髮店這一次卻不在獲准復工的名單內。當中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沒有就重啟經濟一事諮詢各行各業,藉由溝通和協商了解大家對復工的準備後,才做出是否允許重新營業的決定。

理髮店業者日前發起線上請願,要求政府開放復工,並且參考海外同行自擬標準作業程序,當中提出的防疫措施也相當嚴謹,保障理髮師及顧客的安全。理髮店、美容院等還未獲准復工的經濟領域,政府必須盡快安排諮詢業者,在他們做出妥善的準備後,可逐步開放他們重新營業。政府永遠不會比業者更熟悉他們所屬的領域,因此政府應該與業者共同制定符合實際操作的標準作業程序。業者的參與感將有助於他們更積極、更有效地履行相關防疫工作。

政商攜手重啟經濟

此外,政府也應鼓勵各行各業調整員工的上班時間、採用輪班制,或盡可能讓員工在家工作,這是為了避免人們在早上7、8點一窩蜂擁去上班,導致公交乘客無法有效保持社交距離。4月6日,有條件行限令復工第二天,電動火車(KTM)早上因人群過多加上技術故障造成乘客之間只有3寸距離,說明了政府沒有與企業做好充分溝通,在員工的上班時間方面進行諮詢以便防疫。

趁著這個有條件行限令的「訓政」時期,政府應趕緊加強與企業的互動,了解他們復工期間所面對的問題,才能及時補救。聯邦政府的經濟部門、衛生部門及安防部門,還有分別代表雇主與員工的商會和工會,必須共同參與重啟經濟的決策。這也是強調地方分權、賦權地方政府的最佳時機,經由他們與在地業者的溝通,讓防疫措施更全面地推行到地方層級。「整體社會」方針,是政府與企業一同迎接新常態的關鍵所在,諮詢業者是政府決策過程的重要一環,確保大家已為「憲政」準備就緒。

很多企業得耗上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復甦,況且馬來西亞與全球經濟因疫情而放緩,無論內需或出口都雙雙受到影響,政府必須幫助企業渡過經濟上的難關,同時應對抗疫新常態的挑戰。經濟要搞好,防疫也不能鬆懈,否則復工復產的決定將得不償失,但願5月18日以後,這一批5月4日復工的人們不會淪為新的感染簇群。

 

— First published in Contemporary Review 当代评论 on 14 Ma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