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ALA LUMPUR, MALAYSIA : OCTOBER 25, 2018 : People crossing road at MRT (Mass Rapid Transit) Bukit Bintang station. Bukit Bintang is a tourist attraction place for shopping, eat and sightseeing.

从复苏到改革, 我们该何去何从?

By E Hun Tan

随着四月的到来,马来西亚似乎逐渐找到了在新冠病毒中继续前行的节奏。自去年终,我国的经济领域已逐步重新开放,学校今年3月旬陆续开课,4 月起商家营业时间限制取消,我国边境重开,入境程序也简化等等措施 – 大家都在遵守标准运作程序下似乎恢复了以往的日常生活。

从表面上看来,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回首2021年,许多用于防止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瓦解的短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97.9%的成年人已经接种前两剂疫苗,5岁以上的儿童也开始陆续进行接种,由此可见我们已为应对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做了该有的准备。从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失业率的下降可见,以数据角度观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此外,通过国内需求,生产活动的增加以及外部条件的增长,世界银行对马来西亚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预估也表示乐观(预测为5.8%)。然而,在大家乐观看待我国后疫情复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哪方面寻求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需强调的是,马来西亚须在2022年加倍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的复苏活动并不足以促成我们转型成一个高收入国家,或实现第12大马计划中的雄心壮志,或在2050年成为一个碳中和国家等等的宏愿。

纵观全球局势,许多国际趋势正在形成。新一波的变种病毒、供应链问题、地缘政治(geopolitical) 的不确定性、低迷的增长率和高涨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阻碍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马来西亚将不会幸免于难。这场疫情已经威胁全球多个国家多年来的经济表现、发展和人民的就业前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同时面临着贫富悬殊的加剧 – 许多家庭再次陷入贫困,降入B40群体,雪上加霜的是我国当下的社会保护政策仍存有极大的隐患(毕竟目前仅有3%的马来西亚人能够负担得起退休生活的所需开销)。另外,不断扩大的数码差距 (digital gap) 也冲击了正在适应新常态的企业,而许多学龄儿童因缺乏基本的线上学习工具以及疫情对教育体系的干扰而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

毫无疑问,达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具有包容性的社会阶层流动(social mobility)将会因这个时代的 “多重危机” (polycrisis) 而变得复杂。对马来西亚而言,这危机显示在过去两年的健康危机(新冠疫情)、政治危机(喜来登政变以及它所造成的后果)、经济混乱以及近期发生的天灾等所组合起来的。加上近期尘埃落定的多州州选,和谣言就尽在眉梢的国家大选,这类多重危机的复杂度和频率性在未来只会有增无减。 

因此,这里急需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 – 我国该如何更好地做准备,制定一个长期的政策路线,以逐步建立经济增长的轨迹;而非只专注在实施短期政策解决疫情带来的燃眉之急。换句话说,假设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开始走上复苏之路,我国的(可持续)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将会源自哪里? 

要应对上述的重重危机,所有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key stakeholders) 都需参与重大改革(reforms) 和机构调整(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为了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我们必须以更高效、更清洁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同时也建立一个能在经济上保障人民的劳动力,和一个更强大、更有支持力的社区。首先,我们必须打破一些阻碍发展的旧思维。

实现更高效、清洁的经济增长

我国现在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为马来西亚描绘一个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未来。其中一个较明显的方案便是重审国家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以确保经济保障 (economic security)。

我们必须承认马来西亚历年来依赖的初级产业 (primary industries) 和廉价劳动模式 (cheap labour model) 已无法增进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实则,现在的重心必须放在开启具有较高增长空间和生产力的新经济领域上。为此,建立在任务导向法 (mission oriented) 基础的工业策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框架。

“任务“ 可给我们一个全方针的社会公共目标 (public goal),通过公共和私营领域(private sector)之间的大规模合作,共同找出创新的方案来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任务导向法强调的不是制造特定的举措或方针,而是着重于营造适宜的条件让各方共同对同一个公共目标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任务导向同时也可促成各个领域在过程中创新、研究和涉足尖端科技,从而在各个行业创造乘数(multiplier) 或溢出效应(spill over);让我国能更进一步的为目前的社会挑战寻找方案。

现今社会有许多“任务“ 有待解决, 从气候变迁,贫困,再到洪水管理等。在此举出一些后疫情时代马来西亚可参考的种种“任务”:

  •     巩固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我们该如何创建一个能面对未来疫情的完整医疗系统?我们该如何最大化我国作为最大医疗手套生产国的优势?
  •     应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和减少我们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我们如何加快国家现有的太阳能产业?我国是否有创新的方案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     实现粮食保障:如何促进我国农业和渔业现代化,同时摆脱耕作经济作物(commodity-based farming)的模式?
  •     确保人人有体面的住所:我国如何创新廉价公益住宅项目,建立可持续性的生活空间 (Sustainable living space)?
  •     缩小数码差距:有什么创新的方案来提升企业和教育的数码包容性,缩短数码差距?

这里隐藏的关键挑战是我们得从改革和探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开始。从在疫情期间,政府有能力大度动用货币和财政库存的措施,应该重新定位我们对政府在危机时所能承担的责任的认知。从资源的角度,除了政府,大体上没有任何一个结构或机构具有所需的规模,影响力和合法性去推动大方针的改革。政府该如何维持开销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无可否认,国家所需的大幅度,不期望短期回报的融资方案,俗称 “耐心融资 (Patient Finance)”; 加上寻找方案应对“任务”的诸多经济风险,也只有政府能有这个资源来支撑和引导。这就意味当下之急,政府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能够更有效和积极的与各领域进行合作。   

总结来说,要有效的重新启动我国经济增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职责和它在催化经济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转型为一个有能力且积极的参与者,来促进改善我国的经济现况。

建立一个在经济上保障人民的劳动体系

一个经济体系理应促成社会更具包容性和可居住性,它应将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福利享给大部分人,而非少数人。为了让更多群体受益,更高的经济增长也应该与更高的工资并驾齐驱。换句话说,经济政策的目标应着重于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不但以提高薪资为目标,也应包涵有意义且具有成就感的职业质量。

尽管近期失业率有所下降,实际上,劳动力和就业市场仍未完全恢复,面对面交流的职业如旅游业和航空业便首当其冲。让这些员工重新就业的措施已持续的进行,然而最关键的挑战是,我们该如何确保新的就业机会是可持续性,也是未来经济所需?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出现已将更多工人推向更脆弱、收入更低的深渊。这些员工在就业状况和薪资方面都很容易受到大环境波动。举例,倘若我国因新的新冠变异体而出现新一轮的经济混乱,这将让所有的复苏功亏一篑。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面,与我们的工业政策和整体经济方向保持一致的国家就业计划,来为寻找或脱离劳动市场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 “JaminKerja “等举措虽然令人鼓舞,但此类计划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这项措施为人民提供了什么类型的工作;二,这些工作的报酬是否足以维持生活;以及三,这些工作是否能够让求职者响应未来市场的需求。

为了保证工作质量,我们应该创造一个鼓励职业流动(career mobility) 的生态系统 (eco system),但更重要的是确保基础经济稳定(basic economic stability)。换言之,我国必须加强教育和培训系统,以协助国内员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与需求。同时,提高工作质量来解决基本问题(如提供体面的薪酬、合理的工作时长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一切不一定是天方夜谭。以最近邻国新加坡宣布增加废物管理员工的薪金,并为他们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途径为例,说明了若有一个可行的模式,拥有一份好工作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   

许多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强调提高劳工生产率和促进自动化投资的重要性。除此以外,现在也是认真看待我国各领域过度依赖外籍劳工的现象。多年来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直被视为是削弱企业投资在自动化科技上的诱因之一。这也间接导致企业没有转型的必要,如将员工转移到更具生产力的职位上从而给员工更高的薪资(例如员工负责监督生产线上的机械,而非亲自组装产品。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作都可以实现自动化)。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该禁止外籍劳工入境或撤销所有外籍劳工计划。相反的,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更全面和完整的蓝图,以确保该政策能有效且长期地给我国经济带来好处。换句话说,在促进健康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解决部分由大量廉价外劳所导致的薪金过低的问题。最终,所提倡的政策必须在不增加生产或服务的单位成本为前提下,平衡国外和本地工人的成本。与此同时,大幅度的鼓励自动化和培训的政策将帮助企业减少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同时也不削弱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支持力的社区 

为了持续地重振我国经济,我们决不能忘记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过去的两年间,经济活动的停滞暴露了大部分人经济上的不稳定,也显示了临时促成的援助方案的缺陷。这些个人的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 需要通过提供一个更全面、更符合现代局势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 来有效改善未来突发事件或经济转型过渡期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确保“没有人被遗留在后端”。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护体系缺陷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加显眼。随着退休金的悬殊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人将会在退休后陷入贫困,情况令人担忧。近期民声继续呼吁政府允许民众提取更多的储备公积金的现象来看,凸显了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大多数公积金成员账户里的数额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核当今的社会保护网。这包括严格探讨和调整现有的援助计划,为更多人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并且扩大失业计划的覆盖范围,将不同的族群包含在内。另外,重新审视公平税负(fair tax burdens) 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我国一定要尽快摆脱低薪的就业模式,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局面,才能让民众(至少)能在退休前存有一定数额的退休金,在退休时也有足够的数额让他们维持退休生活。简单地说,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同时,我们必需设法通过各政策提高劳工薪资 

若2020年和2021年所推行的(短期)复苏计划旨在避免我国的经济体系陷入崩溃,拯救生命和维持人民的生计;2022年我国应着重于建立共识,寻求新的框架,以及探讨不同的模式来实施我国的经济政策。这才能让我国继续并长期地应对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后遗症,和面对已到来的各种社会挑战。

 

– Published in Malaysiakini on 16 March 2022.